习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学习贯彻习文化战略思想，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没有高度的大学文化自信，没有大学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一流大学。“大学文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在上海交通大学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文化引领”再次成为这所百年名校的五大发展战略之一。大学是人类传承文明创造价值的中心之一，是人类社会追求的行动和成果的根据地和制高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和努力。陶行知先生有言：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者和人，是我国高校的根本使命，而教什么书、育什么人，如何教书、如何育人等一系列问题，都与大学有什么样的文化有直接联系。每一所大学都是一颗文明之星，在师生员工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步积累形成了有自己的特色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风格，这就是大学文化。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师生员工具有集体认同并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其表现形式则是体现这些观念的行为方式、治理体系、管理制度、校园活动乃至建筑风格等。大学文化是师生员工生活、学习、工作的精神世界。有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与未来。灿若群星的大学文化，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培育了个性鲜明的现代人才。“中国特色”说到底是由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发展道路塑造的，文化引领是构建“中国特色”基础环节。
“文化引领”是上海交通大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结晶和理论升华。21世纪以来，上海交通大学在党中央和教育部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交大道路，把大学文化建设作为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全面系统地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完整构建卓越的人才成长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文化传承引领体系。自2018年以来，在“双一流”大学文化专项支持下，实施“文化引领”战略，连续五届获评“上海市文明单位”，连续五届荣获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特等奖，2017年荣获首届“全国文明校园”。坚持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在全国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中3次获得全国示范项目；坚持以高雅艺术、文博育人等形式彰显传统文化。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构建“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端发布”的全媒体传播新格局，获批全国首批教育融媒体建设试点单位，与新华社等合作推出多项融媒体作品，坚持讲好“交大故事”。学校早期建筑获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校、校史编委会主任王宗光主编的《上海交通大学史（1-8）》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优秀校史研究成果“特等奖”，形成以“四史”教育为主题、以历史建筑为载体的“国保校园”建设理念，以文化熏陶构建育人格局。“文化引领”举旗帜，文明创建有共识。到目前为止，上海交通大学基本上完成了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展示型向参与型、由娱乐型向涵养型、由品牌型向常态型的转变，有效促进了学校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新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大学文化建设也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文化引领，最根本来说是理想的召唤，是价值的追求。在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告别了贫困和匮乏的我们又面临着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挑战。将财富视同成功，将物质丰饶与生命价值画等号的倾向，也在中国浮出水面。大学校园不是世外桃源，名利荣誉的份量越来越重，成绩分数几乎成为主要追求，就业几才培养的唯一目的，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出现教师与学校是雇佣关系，学生与学校是买卖关系的苗头。在大学校园，我们理应抱有的对世界的惊奇、对知识的追求、对“”的渴望，似乎越来越困难了。如何才能避免“丰饶中的贫困”是大学文化的首要任务。在上海交通大学第五次党代会上，杨振斌明确回答：“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交大传统与交大精神，回答好新时代交大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追求、胸襟、底气的重大命题。”文化自信就是中国文化自信，就是对“学以”也即知识与道德、求知与做人的统一的中华传统的自信；交大传统就是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就是“选择了交大，就选择了责任”的自觉意识。一百多年来，从交大校园走出、钱学森、陆定一、黄旭华等一大批在舞台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治国领袖和科技精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应有贡献。古人说：“学而不知道，与不学同；知而不能行，与不知同。”上海交通大学所践行的，就这这种由技进于道、由知见于行的大学文化。
“国强催生名校，名校服务强国”。回顾过去，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未来，我们充满自信。建设一个完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事艰业巨，任重道远。学校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文化建设的宏大构想：“打造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大学、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的大学、人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的大学、人人都能归宿认同的大学”。这是大学文化内涵和意义的新诠释，对大学文化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对所有交大师生员工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使人温暖、多么令人激动的理想胜境！
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社会主义大学是人民的大学，是公平公正的大学。自1958年英国学者迈克尔·杨出版《优绩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以来，“优绩主义”这个本来是批评性的概念，却成为一种正面的价值观，“智商+努力”成为现实的社会文化实践。“成功”为多数人追求，“精英”是多数人理想，名校是高考的首选。反映在校园生活中，“优绩主义”就是成绩至上、赢者通吃。在平等的外表下，优绩主义优绩主义侵蚀公共利益，剥夺工作尊严，使成功者傲慢，无视自我与他者共处于命运共同体中；使失败者蒙羞，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这种“优绩的”社会，侵蚀公正，刺激民粹，理所当然地遭遇那些丧失社会自尊的普通劳动者的反抗。在西方社会和大学，这是已经发生并仍在加剧的现象，中国社会主义大学当然要拒绝这种优绩的。如果说大学是一个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摇篮，是整个社会公平、正义和良知精神堡垒，是价值观的输出地，那么我们的大学就必须为“人人都有出彩”提供机会和舞台，提倡人人平等、尊重普通劳动者的价值观。今年抗疫期间，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中断，得益于大量普遍劳动者的贡献。我们都记得那些快递小哥、维修工人、杂货店员工、仓库工人、货车司机、、清洁工……这些并非最光荣的劳动者，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作者。我们学校的研究生马姣姣，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参与家乡的抗疫，为乡亲们做了大量必需要日常事务。感动之余，我们应当把这份敬重凝炼为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不但鼓励、表彰师生员工的优秀分子，也能够为更多的普通师生分配机会、给予认可，建设一个慷慨大度的校园生活。交大人不但是当代中国的“精英”人才，也是当代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和平凡公民。这样，当我们的学生走出校门时，将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自己的行为抵御“优绩主义”的流行。
人人都能有序参与学校治理。必须承认，目前主导大学治理的，是大学的党-政领导-管理系统。关于大学行政化的议论多年未息，现在情形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行政化不可避免。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现代文化变得越复杂、越专业化，它的外在支撑组织就越是需要不带个人感情，越需要严格客观的专家，以取代旧时社会结构中依靠个人投契与宠信，依靠施恩与感恩行事的领主。官僚制以最有利的结合方式提供了现代文化的外在组织所需要的这种态度。”尽管韦伯看到也认为组织管理官僚化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令人窒息的力量，但技术上有效、有专业化知识支撑、稳定的、分工合作且运作协调的科层体制，是对大规模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形态，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大学行政化有理有据，势在必行，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大学的治理如何通过党-政系统与师生员工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权力与学术、管理标准与学术自主、统一规范与个体创造之间的平衡？在这方面，列宁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说的话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说的是“写作事业”，当然也包括整个文化领域，而大学更应当在这方面提供实验经验和典型示范。大学治理，根本上是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治理，提倡“人人有序参与治理”，就是凝聚大学共识，尊重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维护知识-学术的尊严，尊重作为知识-学术凝聚的师生的个性，营造永远保持新鲜感、好奇心并以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予以回应的大学文化。
人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近几十年来，国家对大学的投入越来越大，大学的教学科研条件越来越好，师生员工的各种待遇也日益提高。完全可以说，大学已经享受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一个安心工作学习、感恩社会立志报效社会的良好局面已开始形成。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大学内部，层级化日益明显，教职工相互之间，不同岗位之间，收入差距也比较大。拉开距离是提高效率、奖励先进的有效举措，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需要把这种差距保持在一个适度的幅度内。就大学文化而言，这一现象可能部分地转移了教师的注意力，一定程度上浪漫了稀缺的人才时间资源。在目前主要依据各种数字的打分评级的考核标准之下，教师压力之大不仅在于繁重的教学科研，还有大量必须申请和争取的人才计划、课题奖项等，相当一部分教师工作饱和，分身乏术，几乎到了不可能严格认真地完成每一项工作的程度，其结果可能是求量不求质、量多质不高。如果量化过程中的还存在着权利意志、领导偏向的弊端，就不但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和负责精神，也严重妨碍着大学文化的共建。提出“人人共享”的理念，就是要谋求对这一现象的根本解决。
人人都能归宿认同。交大的师生员工来自，大学文化的功能就是把他们塑造成为“交大人”，使他们都能心安理得、能够习惯性说“我们上海交通大学”。近20年来，交大与全国高校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了大量人才，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与学校原无多少渊源，有的只是来应聘一个岗位，“找一个工作”。在短期内很难形成真正的认同感、归宿感。这当然不妨碍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但如果不能建立起与学校的血肉联系，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但对个人是一个心理的缺失，也有违学校引进的初衷。同时，由于收入差距的原因，仍然有部分教师在生活、住房等方面存在困难，容易产生外在于学校的心理感受。这就要把“关怀”引入大学文化，不只是“人文关怀”，而且也要明确地包括“物质关怀”，这就是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解决师生员工的生活问题、生存问题，为以“大学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文化提供坚实保障，使师生们能够真正进入人文精神的空间。
第十一次党代会为我们大学文化设计了宏伟蓝图。不用说，真正过到这一理想胜境，还需要精准的施策与细节的充实。人人都能出彩，有哪么多的舞台吗？人人都参与治理，有足够宽阔的渠道吗？人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我们能做到公正吗？人人都能归宿认同，我们又如何判断呢？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都需要校方和师生员工共同努力。毫无疑问的是，学校及学校的各级管理部门，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承担主要责任。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在交大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爱因斯坦认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作为一个长期以工科知名的学校，大人对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有深切的体会。比如学校创立了“菁萃·高雅艺术”品牌，每年引进各类经典剧目20余场，覆盖观众20000余人次；与此相应的“菁萃·大家讲堂”，邀请众多人文艺术名家走进校园，引领学生感受美、理解美、传播美。当代一个重要问题是，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世界和生活，也带来了新一轮的科技乐观主义，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为大学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我们也要看到文化与科技的复杂关系。如果说一切的技术都是人的延伸，那么现在的情况则是，新技术不只是人的延伸，也包括对人的身心改造和制造。新科技将我们推到了新的伦理边界，千年以来形成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的行为都是可以预测的，那么为了不偏离这种预测，我们还能拥有或感觉自己拥有多少个人自主呢？这一能力的发展是否可能导致人类行为最终变得和机器人一样？在形成社会规范、制定国家法律等方面，智能技术的挑战是根本性的：人何以为人？近年来全球所发生的各种事态表明，虽然现在人类已经拥有许多令人赞叹的能力，但我们仍然对目标感到茫然，而且似乎也仍然总是感到不满。我们当然相信，技术并非我们无法控制的一个外在力量，但需要我们自觉意识并有所准备，尤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探索。对大学文化而言，重要的不是技术和手段，而是内容和价值；文化与科技融合是必要的，但仅当它是在赋值劳动、丰满人性的前提之下。以人为本，赋权于人；文化引领，平衡科技——这就是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的特殊使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为我们建设新时代大学文化展开了一条光辉大道。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上，第十一次党代会再次提出并与时俱进深化了“文化引领”的发展战略，这是一个重要事件。百年沧桑展新姿，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期待着交大文化引领战略的完美实施，并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凝练交大精神、构建交大符号；我们将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赓续前贤，踵事增华，把这所百年名校建设成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根据地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鲜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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