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这场伟大运动重要的组织发动者、历史见证者和精神传承者。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提倡、反对，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在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冲决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带来了各种生动活泼的涌流。十月和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随着轰轰烈烈的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的社会各界。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艰苦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接受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建立了中国党早期组织。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的师生校友如奔流不息的浪潮般，前赴后继，奋勇向前，高扬和科学的旗帜，坚定地倡导和传播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掀起涉及文学、教育、哲学、道德、思想等各个领域的新的启蒙运动，向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进攻。他们将新文化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从知识分子群体发展到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是新文化运动中坚强有力的干将。
在新文化运动诸位主要倡导者中，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四位先生无疑发挥了旗手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很多关键时刻组织了新文化运动的人才力量，指引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他们是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领导者，是引领新文化运动方向的北大先贤。
1930年代，新文化运动中各个领域的核心骨干曾一起编纂了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纪念新文化运动中巨大的文学成就，其中小说卷由鲁迅、茅盾主编，散文卷由周作人、郁达夫主编，新诗卷由朱自清主编。而全部的“总序”，这些所有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学者都一致认为，必须请蔡元培先生来写，没有其他人选可以替代。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没有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就不可能有新文化运动”。
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提出，蔡元培先生具有“真器局、真度量”，“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所有陈胡（指陈独秀和胡适）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蔡元培不拘一格，延聘名师。到任伊始，就三顾茅庐、克服困难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充分体现了他倡导与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信念与魄力。自此，各地革新派学者云集北大，全国进步学子纷至沓来。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学术土壤。由于新文化运动直击封建礼教和文言古文，引起了新旧的激烈对抗。1919年3月，林纾将攻击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及校长蔡元培，在《公言报》上发表署名公开信《致蔡鹤卿》，攻击北大是“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斥新文化为“人头畜鸣”。蔡元培亲自撰写《致
针对新旧的交锋，蔡元培专门做了《洪水与猛兽》一文。胡适将之登载在1920年4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文中，蔡先生将新比作洪水，“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他以追求学术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对待新文化运动中各个新的发展，使新文化运动在必然的道路上更加自由地开花结果。
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在一开始，内部就有两个主要派别，其间主要的不同，在于承认或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接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上和学术上的指导思想，承认和接受的一派是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不承认、不接受的一派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蔡元培兼容并包，对于左、右两翼一视同仁地为他们创造条件，开辟道路。”
与此同时，蔡元培注重砥砺德行，他大力扶植社团，提倡美育，重视体育，引导师生建立并参与各种进步社团活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凝聚了力量。他还亲自向封建礼教发起冲击，在北京大学招收女生，开中国国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突破社会阶层约束，招收旁听生，提倡课堂教学、学术活动和社团活动向社会开放，积极倡导和支持平民教育，为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各地各阶层创造了条件。同志就是在这个时期，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参加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社团活动，利用北大条件研读马克思主义学说相关著作，并由此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信仰。
因此，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曾这样说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作为《新青年》的创刊人，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主张“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定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提出“科学与并重”，即与科学的口号，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刊物，它直接掀起了中国的文化变革和思想解放的浪潮，对近的社会转型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它在五四时期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方向，是宣传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的主要阵地，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史上功绩卓著。
陈独秀和《新青年》团结了一批具有革新思想和报国情怀的有识之士，他们是《新青年》的撰稿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1917年初，随着陈独秀受蔡元培校长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的撰稿人，高一涵、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杨昌济、吴虞、鲁迅、周作人等人也相继加入到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之中。北大师生校友成为了《新青年》的主力军，他们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传播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
卷号（发行时间）第一卷第一号(1915.9.1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卷号（发行时间）第一卷第二号(1915.10.1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卷号（发行时间）第一卷第三号(1915.11.1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卷号（发行时间）第一卷第四号(1915.12.1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卷号（发行时间）第一卷第五号(1916.1.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卷号（发行时间）第一卷第六号(1916.2.1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刘文典卷号（发行时间）第二卷第一号(1916.9.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胡适卷号（发行时间）第二卷第二号(1916.10.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刘半农、刘文典卷号（发行时间）第二卷第三号(1916.11.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刘半农、刘文典卷号（发行时间）第二卷第四号(1916.12.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杨昌济、刘半农、胡适卷号（发行时间）第二卷第五号(1917.1.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杨昌济、高一涵、胡适、刘半农、陶孟和卷号（发行时间）第二卷第六号(1917.2.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吴虞、胡适、刘半农、陈其鹿卷号（发行时间）第三卷第一号(1917.3.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吴虞、胡适、陶孟和卷号（发行时间）第三卷第二号(1917.4.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吴虞、陶孟和、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章士钊、、方孝岳卷号（发行时间）第三卷第三号(1917.5.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吴虞、刘半农、胡适、胡哲谋、胡以鲁卷号（发行时间）第三卷第四号(1917.6.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吴虞、刘半农、胡适、黄凌霜卷号（发行时间）第三卷第五号(1917.7.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刘半农、吴虞、胡适、胡善恒、袁振英卷号（发行时间）第三卷第六号(1917.8.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蔡元培、刘半农、胡适、程振基卷号（发行时间）第四卷第一号(1918.2.15)北大撰稿人高一涵、钱玄同、陶孟和、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陈独秀、傅斯年、罗家伦卷号（发行时间）第四卷第二号(1918.2.1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陶孟和、刘文典、沈尹默、刘半农、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沈兼士、李锡余、傅斯年卷号（发行时间）第四卷第三号(1918.3.1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卷号（发行时间）第四卷第四号(1918.4.15)北大撰稿人胡适、李大钊、沈尹默、林损、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王星拱、陈独秀、陶孟和、孙国璋、林语堂卷号（发行时间）第四卷第五号(1918.5.15)北大撰稿人陈大齐、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陶孟和、刘半农、黄凌霜、叶渊、李大钊、蔡元培、钱玄同卷号（发行时间）第四卷第六号(1918.6.15)北大撰稿人胡适、罗家伦、陶孟和、袁振英、张厚载卷号（发行时间）第五卷第一号(1918.7.1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蔡元培、陶孟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卷号（发行时间）第五卷第二号(1918.8.1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鲁迅、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刘文典、陶孟和卷号（发行时间）第五卷第三号(1918.9.15)北大撰稿人杨昌济、陈独秀、胡适、陈衡哲、沈兼士、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陶孟和、鲁迅、钱玄同卷号（发行时间）第五卷第四号(1918.10.15)北大撰稿人胡适、傅斯年、张厚载、宋春舫、沈兼士、胡适、周作人、陈衡哲、陶孟和、高一涵、鲁迅卷号（发行时间）第五卷第五号(1918.10.15)北大撰稿人李大钊、蔡元培、陶孟和、陈独秀、陈达材、周作人、鲁迅、刘半农卷号（发行时间）第五卷第六号(1918.12.15)北大撰稿人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胡适、周作人、沈兼士、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汪敬熙卷号（发行时间）第六卷第一号(1919.1.15)北大撰稿人陈大齐、高一涵、陈独秀、陶孟和、周作人、王星拱、唐俟、鲁迅、钱玄同卷号（发行时间）第六卷第二号(1919.2.15)北大撰稿人周作人、胡适、刘文典、李大钊、陈独秀、杨亦曾、袁振英、黄凌霜、鲁迅、钱玄同卷号（发行时间）第六卷第三号(1919.3.15)北大撰稿人任鸿隽、高一涵、周作人、胡适、张申府、鲁迅、钱玄同卷号（发行时间）第六卷第四号(1919.4.15)北大撰稿人胡适、朱希祖、沈尹默、鲁迅、高一涵、周建人、周作人、陈独秀卷号（发行时间）第六卷第五号(1919.5.1)北大撰稿人顾孟余、黄凌霜、周作人、鲁迅、胡适、陈衡哲、陈启修、渊泉、刘秉麟、李大钊、高一涵、唐俟、张申府卷号（发行时间）第六卷第六号(1919.11.1)北大撰稿人鲁迅、沈兼士、胡适、吴虞、朱希祖、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卷号（发行时间）第七卷第一号(1919.12.1)北大撰稿人胡适、陈独秀、王星拱、张申府、陶孟和、任鸿隽、周作人、杨震华、杜国庠、程振基、耿丹、高一涵卷号（发行时间）第七卷第二号(1920.1.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俞平伯、鲁迅、周作人、张申府、宋春舫、傅斯年卷号（发行时间）第七卷第三号(1920.2.1)北大撰稿人胡适、陈独秀、张慰慈、鲁迅、周作人、张申府、朱希祖、李四杰、钱玄同、高一涵、马寅初卷号（发行时间）第七卷第四号(1920.3.1)北大撰稿人顾孟余、陶孟和、陈独秀、马寅初、张申府、鲁迅、孙伏园卷号（发行时间）第七卷第五号(1920.4.1)北大撰稿人蔡元培、陈独秀、高一涵、王星拱、刘半农、陈绵、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大钊、周建人、任鸿隽卷号（发行时间）第七卷第六号(1920.5.1)北大撰稿人李大钊、刘秉麟、陈独秀、张慰慈、高一涵、程振基、李泽彰、罗章龙、高君宇卷号（发行时间）第八卷第一号(1920.9.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康白情、鲁迅、陈衡哲、张慰慈、孙伏园卷号（发行时间）第八卷第二号(1920.10.1)北大撰稿人张申府、黄凌霜、茅盾、陶孟和、周建人、周作人、陈衡哲、胡适、刘半农卷号（发行时间）第八卷第三号(1920.11.1)北大撰稿人张申府、王星拱、李季、袁振英、茅盾、俞平伯、胡适、陈独秀、周作人卷号（发行时间）第八卷第四号(1920.12.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李大钊、张慰慈、周作人、俞平伯、鲁迅、张申府、袁振英卷号（发行时间）第八卷第五号(1921.1.1)北大撰稿人周建人、李季、俞平伯、胡适、袁振英、周作人卷号（发行时间）第八卷第六号(1921.4.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李季、张慰慈、沈兼士、周作人、茅盾、高一涵、袁振英卷号（发行时间）第九卷第一号(1921.5.1)北大撰稿人陈公博、茅盾、俞平伯、刘半农、鲁迅、陈独秀卷号（发行时间）第九卷第二号(1921.6.1)北大撰稿人高一涵、茅盾、胡适、陈公博、成舍我、陈独秀卷号（发行时间）第九卷第三号(1921.7.1)北大撰稿人胡适、陈独秀、王星拱、茅盾、鲁迅、陈公博、李大钊、张申府、朱谦之卷号（发行时间）第九卷第四号(1921.8.1)北大撰稿人胡适、区声白、陈独秀、刘半农、鲁迅、茅盾、周作人卷号（发行时间）第九卷第五号(1921.9.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张太雷、朱希祖、高一涵、陈公博、周建人、周作人、茅盾卷号（发行时间）第九卷第六号(1922.7.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李大钊、茅盾、胡适、张申府、黄凌霜卷号（发行时间）第十卷第一号(1923.6.1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奚贞卷号（发行时间）第十卷第二号(1923.12.20)北大撰稿人曹靖华、陈独秀、张国焘卷号（发行时间）第十卷第三号(1924.8.1)北大撰稿人陈独秀、李季卷号（发行时间）第十卷第四号(1924.12.20)北大撰稿人彭述之、陈独秀卷号（发行时间）第十一卷第一号(1925.4.22)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卷号（发行时间）第十一卷第二号(1925.6.1)北大撰稿人张国焘卷号（发行时间）第十一卷第三号(1926.3.25)北大撰稿人李季卷号（发行时间）第十一卷第四号(1926.5.2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卷号（发行时间）第十一卷第五号(1926.7.25)北大撰稿人陈独秀、刘仁静
陈独秀是极具感召力的思想家，也是极富战斗力的家，他提出了一系列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震撼力的文化革新思想，他发掘、引导并组织了一批极具影响力和斗争精神的革新学者，将新文化运动推向。
陈独秀将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放到青年人身上，他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敬告青年》《新青年》等文章，激励青年人发奋报国，激发青年人对新思想、新道德和新生活的追求，唤醒和造就了一代青年，使他们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民族复兴运动的主要力量。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全方位的指引者和参与者，他在思想、道德、文学、等各个领域全面开展，他“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具有非常强劲的斗争精神，寻求酣畅淋漓的斗争。
五四运动前夕，新旧斗争日趋激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受到种种责难和攻击。为此陈独秀代表《新青年》编辑部写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他说：“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义正词严申明：“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在推崇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过程中，陈独秀也以奋不顾身的姿态投入文学之中，他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并“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砲，为之前驱”。
在陈独秀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更加坚定了而非改良的信念，他认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的手段。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
正是因为这种果断且富有的性格、敏锐且充满理想的意识，陈独秀在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迅速地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引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将社会主义与国家相结合，将《新青年》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发起组织第一个主义小组，进而推动了中国党的诞生。
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率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并以之指导实践。他为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尝试，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十月后，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宣传十月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中发表于1918年7月的《法俄之比较观》是中国最早的一篇欢呼十月伟大胜利的文章。他通过比较法国和十月的本质区别，表达了对劳动人民解放的无限欢欣和赞扬，回应了社会上对十月的怀疑态度。
1918年底，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每周评论》周刊与《新青年》月刊相互补充，与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国民》等刊物一起，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大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现代问题。他提倡知识分子深入实际，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热心平民教育，极力促进民众觉悟。
李大钊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和教育，重视新文化运动中年轻队伍的培养。早在进入北大工作之前，在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之初，他就同陈独秀一样，认为民族复兴必须专注于唤醒青年之自觉心。他号召青年人“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他鼓励“新中国之新青年，速起而耸起双肩，负此再造国家民族之责任，即由青年以讫耄老，一息尚存，勿怠其努力，勿荒其修养，期于青年时代为一好青年，即老人时代为一好老人。”
在北大工作期间，李大钊多方提携扶植青年，引导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他接受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为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他指导建立了影响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正直进步有为的青年，这些青年人成为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李大钊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了坚定的友谊，他们具有同样坚定的信仰。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多方营救，并将其秘密送出北京。为表达激动雀跃之情，李大钊做了一首感人至深的白话诗《欢迎独秀出狱》，“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随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党历史上的一段佳线年初，李大钊在北大工作、学习和战斗达十年之久。他在纪念北大校庆25周年的讲演中说，“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这句话，是李大钊对他人生最具光彩的最后十年最真切的总结。李大钊在北大，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推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为北大开辟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为国家和民族复兴找到了出路。
作为陈独秀的同乡，胡适从1916年9月就开始参与了《新青年》的撰稿。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新文动。胡适认为文学改良，应该从八件事情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盘散沙。”“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首先来尝试着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
紧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论》声援胡适的主张，钱玄同和刘半农等也迅速响应胡适文学的主张。从1918年起，《新青年》率先全部改用白话刊行。
白话文在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新思想与新知识借由白话文的媒介得到广泛传播，新和新知识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发展。“至白话一兴，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之以白话。”（林纾）“从‘五四’时代起，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周策纵）
纵观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胡适自觉用白话文尝试进行文学创作，坚持在《新青年》上发表白线月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新文学论”的宗旨，并从国语的进化和研究以及国文教授等角度提出了文学的建设性意见，积极鼓励用白话创造新文学，依靠文学的力量来文言文的权威。
在胡适的号召下，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俞平伯、徐志摩等北大教授自觉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散文、诗词、翻译等文学创作，丰富了白话文的内容，提高了白话文的价值，为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钱玄同、傅斯年等也开始探索汉语拼音化的改革。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并在此后发表了《孔乙己》《药》《故乡》等，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石。
胡适发起并主导的新文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它与“反对、反对迷信”的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通过取消文言文对于白话文的压制，在文化层面上颠覆了社会等级制度，将文学作为推翻封建礼教制度的文化载体，引起了一场深刻的语言、文学和社会的变革，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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