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岁识字，博览群书，但偏偏对学校式的学习不感兴趣。在长春大姑家读完二年级，就被父母以成绩太差为由接回沈阳。
或许是爱看书的缘故，我那时年纪虽小，但心里却不认为只要是长辈说的，就是对的；也不认为他们说的生活方式，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为此我挨了不少打。
有一次朗诵一篇关于构造的文章，我读了几句，我妈就打断我。她说朗诵课文一定要声情并茂，让我从头开始。可不管我怎么读，她都不满意，一手掐我脸，一手拍着书本大声吼。
我发现，她也不清楚怎么算是读好一篇课文，不是说有个标准，我达到了她就满意。与其说读课文，不如说她在发泄情绪，想把我彻底打服、压服，从此听她的话，走上“正路”。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老鼠，身处四面大火的迷宫里，往哪边跑，都会被火烫，站在原地也会被烫。爷爷奶奶和老姑在旁边叹气，但谁也不敢说话。
我妈对我又掐又打，直到她累了，才放我去睡觉。后来我也明白了，我妈就是那样的性格，只要和她的认知不同，她便觉得是错的，会想方设法让我纠正。
至于我爸，他从心里讨厌我这样敏感脆弱的小孩。家里人说是因为我学习不好他才强行管教，其实不是。他就是厌恶我这个类型的人，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生出我这种孩子。用他的话说，就是烦啥样，来啥样的。
其实我爸妈所认为的“好”，是一种看似漂亮，实则冷冰冰像印刷品一样的东西，是表面看着好，里头并不怎么样。他们又偏执、强硬，错的东西也会坚持到底。
在家里除了吃饭睡觉，我就必须趴在桌子上学习，白天夜晚都是如此，包括放假。我跟谁交朋友也要控制，童年仿佛在一座监狱里度过的。
在传统观念里长大的人，不承认世界上还有其他活法。我爸就是这样。他无视我的个性，强行用自己那套世界观和人生观，替我隔绝掉他所认为不好的一切。
从初中开始，我长大些，开始跟他顶嘴、吵架，掀桌子，还常常离家出走，在通宵录像厅台球社之类地方混一宿。那时我心里开始有了些想法。
我是在父母否定中长大的孩子，即便知道他们说的是偏见。但我年龄太小，承受不住被亲近的人，日复一日的曲解和贬低。
我觉得，也许他们说得是对的，我就是个垃圾。我的确什么都不擅长，学习不好，性格也孤僻，不会来事儿，体育也一般。
可是有一天，教语文的王老师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梁进的这篇作文，是我当老师20年来，读过最好的作文。”
毕竟像我这个年龄，没技能，没学历，也没钱，除了继续读书，也没其他更好的选择了。想靠写作养活自己，还为时尚早。
2000年，我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虽然总分、专业课均是第一名，但英语差2分，落榜了。
那时候的职场，还没有996，也没有无止境地加班熬夜。我的工作是朝九晚六，到点走人。下了班，不是约朋友喝酒聊天，就是和女友约会。实在不想出门，就回家看电影、看书。
想想，自己还是缺少阅历，缺少对人生的理解，索性放下，出去旅行。那时候钱不多，趁着周末，就在北京附近转转。
一般是周五晚上坐火车到达想去的地方，然后周一早晨返回，就这样，我去爬了庐山、泰山和黄山，以及北京周围的山。
那时钱虽然不多，但我有着年轻人的盲目乐观，总觉得未来有很多时间，一定会好。后来我换了工作，收入慢慢上来了。
其实工作一直都不是我的人生重点，只是维系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在职场做出多大的成绩来。
而且我这人自由散漫，留着长发，穿得像搞摇滚的音乐人，与公司的正装气氛不符，以至于新来的员工常常误以为我是老板儿子。
那时候北京房价还没这么贵，有稳定收入的话，自己努努力，家人再帮帮忙，是可以买房子的。可我不想，因为如果买了房子，就得为房子打工，不知道要多少年。
每次都是长假出行，时间不充裕，来去匆匆。我渐渐觉得，这样的旅行方式不适合我，走马观花没什么意思。
同时公司也发生了一些事，让人心灰意冷。2011年初，我辞去工作，打算开始环球旅行。在那之前，我先回沈阳陪父母住了半年。
其实原生家庭的创伤常常持续一生，对人一辈子的幸福及发展会产生最根本性的限制。很多人谈及这种创伤，谈及儿时遭遇父母的惩罚式教育，都心如刀绞、痛恨不已。有的人与父母关系淡漠，也有的老死不相往来。
我当然也记恨，尤其现实中那些内心创伤一再袭来时。但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决定性的恐怕还是自己，至少总有一部分事要自己做，一部分责任自己承担。
我这样天生敏感的小孩，假如碰到温和开明的父母，也许会被温暖化解掉不安全感，有个幸福的童年，长大后进入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出来找份工作，结婚生活，像多数人一样。
现实中，父母的严厉、偏执，以及他们的强行压制，反而让我无意中获得一种独特的观察力，获得某种早慧。于是，我走向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这样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成了人生的主宰。无论过得好坏，我的人生都是自己决定的。由此一来，原生家庭的创伤虽然还在，但已经影响不了我了。我跳出了它设下的限制。
多年旅行中，每次出发前或回国后，我都回沈阳看看父母。对于父母，我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其实我妈对我一直是有爱的，她只是糊涂。至于我爸，小时候根本没爱，到我高中毕业后才开始有些。
2011年8月15日，我飞到兰州，之后去甘南、青海、、尼泊尔，又从尼泊尔去了印度。在印度待了2个月，又去斯里兰卡，临近春节时回到沈阳过年。
到了春天，我又去南方几省旅行。在福建泉州，我认识了一个荷兰女孩。我们很合得来，有很多说不完的话。
即使是旅行的人，如果带着既定印象出发，随意评价别人，带着误解和标签去看待世界，也不真的会让自己变得开阔。
视野和心境的改变，给了我更多看问题的视角。当然，在旅行中，不仅能认识自己，还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2012年，我在伊朗遇到了很多好人。有半夜开车送我们去旅馆的男人，有亲自给我带路，替我付车费，还邀请我去家里做客的伊朗人。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遇到两个塞浦路斯男人。他们看起来很自然，邀请我去酒吧同玩。旅途中，与当地或各国人来往，是时常发生的事。
结果这次我遇到的是两个骗子。他们跟酒吧是一伙儿的。我们一进去，就有女孩过来陪坐。那两个塞浦路斯人也不演戏了，像是完成了任务，剩下是酒吧的事。
我一边说话一边紧张思索对策，去卫生间的时候将大部分钱装进护照袋里，只留大约二三百块钱放在钱包里。
我克制着紧张，保持镇静，说刚刚想好的话。我说：“我去过欧洲、日本、美国、迪拜，在世界上最贵的国家里，啤酒也没这个价。”领班听完说：“我们就是这个价。”
“现在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是清楚的，我也很清楚，对吧？那我们不如把账单放在一边，谈一个合理的价格。”我继续说道。
我说了个数。他说不行。两人一番讨价还价。我只得使出最后一招，拿出钱包给他看，说只有这么多现金，你要就都拿走，别的没了。
下楼回到新城的步行街。街上人很多，正在下小雨。我正郁闷地走路，旁边一个穿西装，拿公文包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很体面，跟我搭话： “说下雨就下雨，是吗？”
两人就此闲聊起来。他问我对土耳其印象怎么样。我就说，挺好的，只是刚才碰到两个骗子，带我去一个酒吧……他听到这儿注意力开始涣散，借口说有事就离开了。
2015年10月，我开启了自己的非洲之旅。在非洲北部，我常常听人提起一个地方。非洲南部的一个小国家——马拉维，那边有个小镇叫恩卡塔湾。
即便我地理还不错，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拉维这个名字，后来翻阅资料，才得知世界上大部分有关地理奇观的纪录片，基本上都有收录马拉维湖。
人们告诉我，那里有两家传奇旅馆，开了很多年。说那里的景色有多好，人有多好，说那地方有很多故事。2016年5月，我来到了马拉维。
白天，我会去镇上或湖边转一转，遇到人就聊会天。傍晚时分，再沿着公路往旅馆方向走，路上没有路灯，两边草丛中有很多萤火虫。到了旅馆的高处入口，推开小门进去，向下就能看见几条曲折连贯的石板路，通向低处湖边的酒吧兼餐厅，还有更远处一黑黑的湖。
这里的周末，马拉维北部各城市里做志愿者、开旅馆或餐厅的各个国家的人都会跑过来，享受自助餐，看当地乐队演出。
期间，我总是会想起那个非洲小国的故事。第一本书写完后，为了收集更多的素材，2019年我又去了一趟马拉维，与当地的熟人们交谈采访。2020年，我花一年时间写完这本书：《北斗之下 赤道之南》，并于2023年出版。
常有人问我，出去旅行要花多少钱？我去的大多是穷国，所以我通常回答：比在北京生活便宜。最贵的是第三次去非洲，正好一年，大约花了十万，主要花费在登山、看动物这类活动上。这些在非洲国家收费都很贵。
我见过不少两年去六七十个国家，或一百多个国家的旅行者。每个人都有选择旅行方式的自由，也有自己的收获，这一点我不怀疑。只是对于自己，我不想走得太快。我去的国家跟他们比不算多。我走得很慢，有些国家还反复去。
我通常只给旅行定个方向，而中间不做计划，时间上留白，看能遇到什么人和事，有何际遇。的确，有时一两个月也没遇到什么，但随后一段时间里，事情便会自动出现，一波一波出现，也能认识志同道合或很特别的人。
本来想写一两本，之后再去旅行，结果越写越多，每年都在写，已经写了7年。我的书，有一部分是有关旅行的，也有的不是，而是小说常见的主题。
人生是不确定的，也会有很多艰难，之后也未必一定会好。但这个艰难和不确定，拿你没办法的是你的心灵。
人要了解自己，需要通过他人。同样，了解自己的文明，也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种种文明。它们的风俗文化、风土人情，而了解这些，就不能带着既有观念，要先放下自己那一套，多多倾听。
旅行是我探索人生的一种方式（并非全部）。遇见未知，遇见差异，了解世界丰富多彩的本质。然后，借由手下的笔，写出一些有价值的文字，作为自己人生履历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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